新闻职业一般意义是指在传统新闻机构的职位。传统新闻从业者在收集、编辑、和发布等行为都会收到政府、社会和机构的限制，甚至受限于地域等。
新媒体一般都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媒体，这就造就了新媒体能在范围上跨域地域，速度上能远超电视等传统媒体。同时，移动设备的普及带给了传播的即时性，社交软件也带来了互动性，带给了用户参与感，以及技术赋权给予受用的自主选择权，新闻分化严重，新闻娱乐化严重。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分工开始消除，变得综合，既要会拍，还要会剪、会写和发布。专业新闻主义理念理解也将转变，转向网络需求。
什么样的娱乐文化才是大家所追求的？
“娱乐文化”已经成为目前众人乐用的指称当代审美文化的界定。它与此前曾同样一度热用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之间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来对这些近乎“家族相似”的概念进行仔细辨析。
大众文化建立在“大众社会”这一基础之上，“大众社会”由原子化的人们组成，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者在道德上的紧密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据说是纯粹契约性的、疏远的和个别的，这种原子化过程的核心是由工业化与都市化所造成的社会调节机构的衰落。由于前大众社会公共文化的萎缩，留下了巨大的精神文化空虚。
于是个体受到资本、国家和大众媒介的相联合而实现的劝诱、操纵和强制。他们提供了虚假的精神安慰剂，即按照机械化的、专门化、分解化和流水线的生产形式制造的标准化、公式化、可重复的文化商品。它们营构出这样的一种文化：缺乏理性的挑战和刺激，放弃了对生活的直面与思考，沉溺于一无所求的幻想和逃避现实的舒适。
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代表的文化风格描述还是比较贴切现实的。但这一概念成立、并发挥理论把握与阐释功能的前提，却取决于一个社会学判断的有效性，即成熟的工业化社会。而这一点显然并不符合中国本土社会的实质，中国并不存在“Mass”意义上的大众。
大众文化批判还强烈地暗示着“精英统治论”的预设，他们拥有这个时代理想的文化趣味和价值标准，民众被期望遵循它们。而我们的社会现实又何曾存在拥有独立性的文化精英阶层？关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有始无终的讨论已经戳破这一想像。中国的“中产阶层”文化的界定最后发现也只能停留在收入与消费的数字划线上而已。
对于“通俗文化”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民众自发的、原生的文化表现，它与高雅文化处于对峙的状态，它甚至可以说是过去的民间文化的现代延续与表现。
如果说理论界在使用“大众文化”这一范畴主要表现出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文化批判意识，那么在使用“通俗文化”则开始尝试采取一种平民主义的或文化民主的立场。认为“通俗文化”在相当程度是能动的、革命性的力量，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
它以文化拼盘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它有着不可思议的接受弹性，因为它混淆、解构了一切价值标准，因为在它看来，标准即意味着社会不公与文化歧视的存在。“通俗文化”有着不同于“大众文化”的评价取向，而且它对当代审美文化作的是一个品质分类。两者似乎相去迥然。然而，实质上两者所持的是相同的逻辑思路。
因为尽管有立场上的相左，但只要关于“通俗”与“高雅”之间找不出一条清晰客观的划分标准，实际上也是找不出来的，关于通俗文化的讨论最终要落实到社会意识形态及其代表阶层的对立之上。比如极端者将“通俗”等同于“低俗”加以斥责，表现出与大众文化批判相近的口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两者实质都建立在社会静态分层模式上来进行界定。
这就注定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探讨的局限性。我们无论谈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最终都会发现它们隐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载体的预设，而实际上在当代中国并不存在拥有如此成熟的文化意识的阶层载体。它们的探讨与把握显然会脱离现实，落入空洞。
现在我们考察“娱乐文化”这一指称。这一范畴能否表现出新的探讨思路？显然，这一范畴是以功能来界定概括当代审美文化的。审美文化的美学功能包括补偿、净化、认识、教育、社会组织（交际或凝聚）以及娱乐等诸多功能。而当代审美文化却呈现出置其它功能于边缘独钟情于娱乐的特点。
所谓娱乐，即“悦耳悦目”的感官享受层次。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艺术，纷纷投身于制造娱乐效果的潮流中，包括经典与古典艺术也不顾矜持，粉墨登场。如全国热播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学者作秀，以现代厚黑学重新演绎《三国》，将《红楼梦》“新考据”为曹雪芹的私秘生活，等等。
甚至传统的娱乐业与非娱乐业的界限也越来越难划分，教育节目可以娱乐化、社会新闻可以娱乐化、甚至天气预报也可以娱乐化，借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娱乐至死”、“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的时代。
如果理论界仍然站在“君子乐道，小人乐欲，以道制欲”的思路上对“娱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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